美

大理风光

下午，游石钟山石窟。

石钟山石窟，是一部生动形象的南诏文化史。

仍得感谢董增旭先生，若不是他来讲解，很难读懂这样一部久远、厚重且纷繁复杂的历史。而董先生对这里的一切如数家珍，时而指画细节，时而交待背景，条分缕析，声情并茂。

石窟内刻了南诏历代国王的造像，有与后妃宴处的，有朝堂议政的，也有盛装出巡的。董先生说，将现世的国王刻成石像当神供奉，堪称南诏文化一奇。这种方式显然是受到当时刚传入的佛教的影响，洞窟内也刻有许多佛像和天王像。这些石像不像龙门石窟那样高大巍峨，不如敦煌石窟那样色彩丰富，但是其雕工精美和细节逼真、事件真实，亦令人叫绝。董先生特意将一号洞窟内南诏第六代国王异牟巡的王冠指给我们看，说这跟实际的王冠是一模一样的；而异牟巡与群臣议政的场面，则是对真人实景的描摹。比如站在异牟巡左侧手捧金印的官员，是汉人郑回，他虽然是被南诏俘获的蜀地官员，但在做了南诏的“清平官”（相当于丞相）后，力倡民族友好，为促使异牟巡归顺唐朝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因此也被雕像入史，与白族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伟人同享供奉。

说到白族的英雄观，不能不提及另一故事。唐朝天宝年间，南诏王阁罗凤反叛朝廷，唐将李宓受命率军征讨。南诏与吐蕃合力，借助洱海天堑大败唐军，李宓无颜回朝，愤而投水自尽。他却从此成了白族人民心目中的英雄，被奉为“本主”而立庙祭祀，大理下关的“将军洞”迄今香火不断。

将敌方首领而且是败军之将当神明供奉，恐怕也是白族特有的文化现象，中外罕见。

这显然已超越了狭隘的民族观和成王败寇的历史观，而站在了人性和神性的高度来看待勇敢、忠诚、视死如归等优秀品质。

七号洞窟内有观音雕像，高大丰满，衣裾似飘，栩栩如生。更有与别处观音不同者，是这位女神朱唇轻启，面带微笑，因此被外国学者赞叹为“东方维纳斯”。我想，神像总是映了人性的，一个民族、一种文化以何为美，以何为尊，会在其崇拜的偶像间有所体现吧。

这是白族人民的情怀，是整个剑川的微笑啊。

在县城吃过晚饭，我和几位同来自北京的记者朋友去街上闲走。天色已黑，路灯昏黄，出了宾馆大门，茫然不辨东西。问一路人：县城中心往哪走？那人刚要指画，就听身后一声：跟我们走吧。

是春城晚报副总编辑袁鹰先生。他和同事李悦春女士正要去西门街，那里虽非中心，却是剑川精华。

和寺登街一样的石板路，街边尽是明清时期建筑。一路上，袁总历数这条老街走出的古今名人：赵藩，曾撰写成都武侯祠名联“能攻心则反侧自消，自古知兵非好战；不审势即宽严皆误，后来治蜀要深思”，深获毛泽东好评；张伯简，白族最早的中共党员，领导过举世闻名的“省港大罢工”，病倒在罢工一线而英年早逝；周钟岳，年代国民政府内政部长、考试院院长，南京“总统府”三字即其手笔；还有陈家大院的“一门三进士”、鲁家大院的“一府三将军”，等等。

方寸之地，名流云集。人或归因为“风水”，道是剑川古城有着“负山抱水”的风水佳局，然而我却觉得，根本的原因，还在于文化。是此间沟通南北的地利和白族人民对不同文明的兼容并蓄，氤氲了人文剑川，滋养出人中龙凤。

袁总对此点头认可，报以微笑。有意思的是，他自己当年就曾在剑川当过知青，还当过中学老师。剑川这坛老酒究竟是何滋味，对人格性情有怎样的熏陶，他比别人更知其妙吧。

一时兴起，不顾时辰已晚，他竟操着方言，接连为我们敲开了几家房门。其中一家有一耄耋老妪，在门厅烤火，见有客来，勉力起身，非要拉我们往火盆边坐，笑容让她满脸皱折更深，却比火盆还暖心。我注意到木板隔墙上悬了一副对联，“知足心常惬无求品自高”，书法甚工，显见房主性情。另一家是当地何姓望族，祖上为明朝高官，有偌大的宅院和小楼数间，主人亦热情周到，带我们上下看过一圈，介绍文物不厌其详。其正厅也有楹联，为先祖自撰：“弥世泽唯有积德振家声只是读书”。侧厅楹联更耐人寻味：“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向高处立拣平处坐从宽处行”。

小户或望族，都有如此修养。

剑川小城，不可小觑。

溜达着回到住处，已近子夜。街边无人，万籁俱寂。天高气清，月明星稀。

忽然想到早晨的玉带云。还真是的，这一日，先是碰上那么棒的专家级导游，刚又巧遇袁总同游老街，连“闯”民宅而主人好客，收获多多，真的是“好时运”啊。

再一想，不对呢，还是这里的人好。在这片文化厚土上，有这么多深爱着剑川和浸淫于古风淳俗的人，我们岂不是如入芝兰之室——不撞上美色，不染到香气，才怪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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